智洋点评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刑事辩护

2019-11-27 17:41:57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刑事辩护
                                         朱海波  李静
引言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从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条件、审判程序、律师参与、量刑建议等十二个方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实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方式的规范化与具体化，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适用上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为办案机关提供操作规程的同时也为刑事辩护提供了方向指引。那么究竟刑事辩护律师如何依法运用这一制度，才能够充分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承认公检机关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同意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获得从宽处理。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首先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找到处理该类型案件的界限和平衡点；其次，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确保刑罚的轻重和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再次，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即使是处理认罪认罚类案件，依旧需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因此而降低证据裁判要求，放松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和认定；最后，坚持公检法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强化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处理时的协调、配合意识，同时充分发挥相互制约、互相监督的作用，充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根据《指导意见》第5条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并贯穿刑事诉讼案件侦查、起诉、审理全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论其罪名和可能判处的刑罚之轻重均有权利因自愿认罪认罚而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即笔者认为，无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何种罪，可能被判处何种刑罚，主办案件的公检法机关应当主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争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或者主动承认办案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并真诚的表示悔过，且愿意接受处罚，表现出积极的悔罪态度从而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越早认罪认罚的，越能节约司法资源，提升案件侦破效率和诉讼效率，对于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化解社会矛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更要熟练掌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以此为契机，确保为案件当事人争取合法利益。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困境
在现有法律法规运行框架内，认罪认罚案件主要是在办案机关主导之下开展进行的，参与案件处理的刑事律师囿于辩护空间有限而更多的是扮演着法律解释者的角色，如此便难以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效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愿性就有待考证了。但不容忽视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实现有效辩护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要的权益保障。 
（一）律师辩护存在缺位情形
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案件中，控辩双方的身份地位由对抗博弈转化为协商关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支撑整个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稳健推进的前提和基础，这将最终关系到法院对于该案裁判的合法性。如今社会经济发展越快，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刑事案件发生数量激增，而辩护律师的增长速度较之相对缓慢，许多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无法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甚至根本得不到律师的辩护，这一现象在认罪认罚案件也较为突出，辩护权无法有效行使的情形难免会造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案件最终裁判结果的不公正性和违法性。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大多没有法律教育背景，也不了解相关法律知识，更缺乏诉讼实践经验，对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也不是真正的理解，缺乏律师的帮助就无法确保其是在充分知悉法律后果的情况下认罪认罚的，这样也无法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愿性。而在现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下，辩护律师对于控辩协商的参与程度相对狭窄，可能会出现为了减轻可预期的刑罚而无形中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情形，使得最后案件的调查审判结果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出入。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缺乏正确认识
从《指导意见》规定内容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刑事案件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但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大部分辩护律师都不一定能在侦查阶段及时介入并跟进认罪认罚案件处理情况，另外考虑到值班律师在现阶段多充当“见证人”的角色，对案件参与程度较低，如此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也不够充分，选择上也可能出现不自愿的情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我国的办案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作的口供，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已经作出认罪认罚供述的，辩护律师再行介入便大大地缩小了与控诉协商的空间，从而造成有限的律师辩护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和同意量刑建议而未能发挥实际效用的局面，这反而可能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招致更加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的结果显然有悖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的初衷。
（三）值班律师之间缺少衔接和沟通
《指导意见》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获得法律帮助。但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如下情形：同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会获得不同值班律师的帮助。在值班律师人数相对有限的情况下，采取阶段式接力的模式有利于律师资源的分配，以实现为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目的，同时也能尽快地结束法律援助工作。但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不同阶段的值班律师之间缺少必要地衔接和沟通，后一阶段提供法律帮助的值班律师不清楚前一阶段的值班律师具体做了什么哪些工作，提出了哪些法律意见，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多采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值班律师在短时间内进行重复性工作，显然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针对性的法律帮助。
三、实现认罪认罚制度下的有效辩护
（一）重点加强值班律师队伍建设
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大力推行值班律师制度，如果能推进落实到位的话，相较于辩护律师而言，值班律师更容易接触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能够及时、有效的介入到刑事案件处理中去。作为值班律师而言，要明确自身职责之所在，要尽可能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和法律建议，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扮演“见证者”的角色，真正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角度出发，保护其合法权益。
（二）转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认罪认罚的思维认知
根据《指导意见》第10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过程中，应主动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所享有的权利，确保让其获得法律帮助。尽管如此，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从维护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应当主动向当事人阐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辩护人经过细致研讨发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有利时，便要准备充分的时间和充足的精力同当事人进行交流沟通，充分利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机会，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向当事人讲透，把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论述清楚，并将整个案件的现有证据情况分析明白，重点向当事人说清楚选择认罪认罚程序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以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打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中的顾虑，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作出妥当、正确的决定。
（三）掌握量刑辩护技巧，促成有效量刑协商
根据《指导意见》第33条之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性量刑建议。也就是说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院都会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又根据《指导意见》第40条之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适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也就是说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予以采纳，更进一步地说，检察院作出的量刑建议对于被告人的获得的最终判决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第33条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前，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尽量协商一致。也就是说，尽管量刑建议是检察院单方面独立作出的，但是辩护人对此仍有协商参与的余地，那么辩护人出具的相关法律意见能在检察院作出的量刑建议中形成有效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就需要辩护人加强量刑辩护技术的训练，采取适当的辩护策略和技巧，充分利用与检察官协商的机会，争取为被告人谋取较轻的刑事处罚。
结语
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力度越来越大，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该制度的自愿性便尤为重要，为确保该类型案件最终裁判的公正性，有效辩护也必须落实到位。